名士风骨，高山流水

——追忆学界翘楚郭道晖先生

作者：张星水

    公元二零二六年四月十一日，岁在丙午，清明甫过，草长莺飞，春寒未阑。当代法学泰斗郭道晖先生在北京溘然仙逝，驾鹤西去，享年九十八岁。

    京畿燕山军都峰下，隐士悲心，闻讯噩耗，不胜悲戚。彼时余尚在京畿军都陉古长城遗址附近的荒山野岭拓荒耕读，无以为祭，采撷山涧数十片凋零飘落山野的玉兰花瓣作为祭品，搁置在悲心隐庐品石斋庐外的明代嘉靖年间驿站喂养骡马的古旧石槽内，点燃三柱清香，焚香叩首，面向东南，顶礼膜拜，挥泪遥祭郭道晖先生之灵柩。回溯郭公生平事迹与法治创新之贡献，追忆郭公生前悉心提携晚生之恩德，郭公的长者风范，历历在目，音容笑貌，犹在耳畔。余不胜唏嘘，惆怅不已，喟然长叹，怅然若失。是夜无眠，暮色苍茫，漫步旷野，独自徘徊，山谷幽静，树影婆娑，仰望苍穹，繁星闪烁，时不时有几道不知名的流星划过万籁俱寂的夜空坠落远山。过了良久，一阵阴郁的夜风倏然冷飕飕拂面刮来，料峭之间，余不禁打了一个寒噤，遂起身返回品石斋，秉烛夜书，撰写祭文，谱写一曲悲恸人心的广陵散，高山流水吟诵君子剑，呜呼哀哉！籍以寄托哀悼之情愫，凭吊郭公道晖先生之英灵。

    郭公道晖，中共党员，湖南湘阴人氏，著名法学家，民国十七年戊辰年（公元一九二八年）八月，诞生于湖南湘阴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系湘阴郭氏名门望族之后，曾祖郭仑焘，与郭嵩焘、郭昆焘三兄弟，皆属晚清社会名噪一时的旷世经纬之才，并称“湘阴郭氏三杰”，家传祖训“世家先立本，道德与文章”。郭公自幼濡染家风，植品立学，少怀鸿鹄之志，天纵读书奇才，由于彼时家境优渥，同时接受了传统私塾与新式学堂的双重教育。少年郭公，每日读书，孜孜不倦，焚膏继晷，博闻强记，品学兼优。然生逢乱世，兵连祸结，郭公虽系家底殷实的大户人家，但时局动荡，兵荒马乱，郭家已不能守成持家自保安稳生计。为了躲避日寇侵略的战火蹂躏，幼小的郭公，跟随家人长辈，从湖南老家一路逶迤南迁流亡到广西桂林等地。彼时民国，天下离乱，芸芸众生，背井离乡，斗升小民，颠沛流离。少年郭公，已知天下愁滋味，身处内忧外患的动荡岁月，日寇肆虐，铁蹄践踏，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郭公年弱，无力从军，但却少年早慧，国难当头，处困弥坚，勤奋读书，矢志成才。一九四七年，郭公虚岁弱冠，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电机系，随后郭公，意气风发，负笈北上，千里迢迢，来到燕京，入学清华。青年郭公，怀揣一颗工业救国、科技兴邦的拳拳赤子之心，矢志不渝，敏而好学，刻苦钻研，学习理工。彼时抗战已经胜利两年，虽神州光复，然时局板荡，国运艰危。学习之余，青年郭公，心忧天下，痛国事之陵夷，悯民生之困顿，与同学每每言及时政，郭公总是扼腕不已，慨然徒升济世救民的凌云之志，匡扶社稷危局于即倒的侠骨丹心，仿佛清末维新义士谭嗣同灵魂附体。民国末年，政局动荡，社会变革，波诡云谲，红旗漫卷，风起云涌。一九四八年，郭公不满社会的阴霾氛围，毅然投身进步事业，矢志以身许国；同年，郭公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随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潜行地下学运活动，成为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骨干成员。青年郭公，以书生之躯，赴家国之难，赤子之心，溢于言表。此时正气凛然的郭公，宛若杨沫《青春之歌》小说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林道静，满腔热血，追求进步，向往消灭剥削、压迫与腐败的新世界，笃信共产主义救中国之马列学说。郭公与清华同窗同乡挚友朱同学（后来的大国栋梁之宰辅），惺惺相惜，志同道合，他们亲历新中国解放之历史大变局的高光时刻，成为开天辟地、波澜壮阔的新时代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在此，笔者还原一个同样题材的真实历史片段，与郭道晖同时代的江平，彼时也正在北平的燕京大学的校园里就读新闻专业，他们是那个风云际会、天翻地覆的历史时期的同龄人，江平祖籍浙江宁波，郭道晖祖籍湖南湘阴，他们都来自于中国长江以南鱼米之乡的富庶地区，也都是出身于达官显贵的世家子弟，更都是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的知识青年，见不惯旧政权治理下的陈腐社会陋习与不公的官场积弊，容易倾向并接受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改造社会的政治学说。笔者认为，古今中外，一般而言，知识青年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向往自由，崇尚正义，政治倾向会相对偏向左翼阵营，倡导人人平等的社会公正与财富分配的绝对公平，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地改造社会。毋庸置疑，青年时代的郭道晖与江平，面对他们亲眼观察到的旧社会的阴暗面的蝇营狗苟与不公平的丑恶鬼魅，就会强烈地触动并催生他们崇尚与追求的社会正义的抽象价值观的情绪迸发，促使他们产生比较强烈的焦虑感与危机感，并由此簇生期盼图强、希冀变革的理想愿景，这一点或许是笔者的主观揣测。但是，从他们的行动轨迹分析，青年时代的江平几乎也经历了与青年郭道晖如出一辙的求学经历与政治抉择，他们的人生轨迹与历史宿命，共同趋向倡导民主富强的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谱写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他们的世界观的脱胎换骨、反叛自身阶级属性的命运转折与向往皈依共产主义信仰的社会变革的正义祈愿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交融，或许是那个时代的历史洪流所冲刷出来的必然轨道，这也是笔者这些年来经常研究与思考的人的成长道路的路径依赖，当然也是郭道晖、江平……他们在大学校园里主动接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社会思潮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使然，伴随而来的是一股崛起于人民利益至上的新生进步势力摧枯拉朽地彻底打破僵化腐朽的国民党官僚买办旧体制，从而诞生的新中国万象更新的鼎革洗礼下浴火重生的新社会的美好蓝图，给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国家复兴的精神希冀，有效地激发与整合了当时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老百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使得许多想竭力摆脱腐朽的旧秩序的压抑与束缚的向往清明政治、国富民强的进步群体似乎看到了某个崭新的美好愿景正在朝着他们招手，就像饥渴难耐的飘泊于汪洋大海的拓荒者与流浪者一旦看到了远方海面之上熠熠生辉的海岛灯塔之后就会义无反顾地用力划桨奔驰前往，这是人类社会理想主义者奔向为积贫积弱的黑暗现实所设计的救亡图存的精神图腾，以身殉道，在所不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当然，上述分析仅是笔者这个后来者与局外人的推理猜测，是否与历史真相契合，不得而知。毕竟上一代学人江平、郭道晖……等均已作古，他们生前的回忆录对于自己青年时期的进步思想的历史成因也往往由于时代禁忌与语境封闭而表达的语焉不详，时隔六十年一个甲子，笔者今人视角实在难以全面体察考证与剖析解构前代知识青年心路历程的逻辑演绎密码，只能说是基于笔者与前辈学者交往共事之中的管中窥豹的所见所闻推演出来的历史判断，许多历史真相的枝末细节往往伴随着时过境迁、曲终人散，泯灭在岁月无痕的流觞之中，毕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新中国建立伊始，朝气蓬勃，百废待兴。一九五一年，郭公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留校任教，堪以重任。郭公历任清华大学电机系党支部副书记、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后擢升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此后，郭公担任清华大学哲学讲师，兼授哲学诸业，黄金岁月，声著黉宫。彼时郭公年富力强，励精校务，传道授业，诲人不倦，士林皆推其才，郭公也是湖南同乡、清华同窗、青年朱同学（后居内阁首辅、国之大器）的入党介绍人。彼时的郭公，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在京城教育界声名鹊起，前途似锦。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历史吊诡，世事无常。政治气候，波诡云谲，社会运动，风云骤变。一九五七年，郭公仕途遭遇变故，误罹右籍，籍此蒙尘，令人扼腕叹息。从此，郭公冉冉升起的仕途之路开始第一次发生了停滞与下滑，郭公的人生轨迹也由此发生了错位与转折，命运齿轮的变故以及随之而来的跌宕起伏的人事波动造成的人生逆旅让郭公的人生际遇开始变得颠簸不平，并从此开启了漫长的磨难、颠簸、困境、隐忍与蛰伏的悠悠岁月。郭公虽然历经坎坷、饱经风霜，但是却不因荣辱得失丧其创造之心，不因陷入困窘丧其弘毅之志，他在逆境之中吃苦耐劳的坚毅不拔之精神实非常人所能及也。之后的二十年，伴随着历次运动的风云变幻与起落沉浮，郭公的人生轨迹亦然跟随着时代动荡的振幅频率大起大落。文革期间，郭公被下放江西南昌的清华农场五七干校，从京城清华园的教学科研来到江西农村的穷乡僻壤，郭公身处困厄，横罹颠沛，却能做到：安之若命、心若止水，这显然与郭公乐观豁达的包容心态有关，他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穷居不苟，困而弥坚，这段蛰居乡野、韬光养晦的沧桑岁月也许正是潜心读书治学、淬炼意志品质的隐遁时机，郭公心如磐石，逆境之中，卧薪尝胆，藏锋守拙，静观时态，研究哲学，涉猎法理，厚积薄发，蓄势待时，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放眼古今中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凡是仁人志士，在艰苦卓绝、荆棘丛生的人生成长道路上，几乎大都遭遇过世态炎凉的歧视白眼与命运多舛的残酷拷打；人生际遇，变幻无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老子《道德经》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圣人所独见，众人焉知其极。郭公智慧，无怨无悔，蛰伏乡野，潜心治学，动静等观。

    一九七六年，国运更始，治乱交替，邓公复出，拨乱反正，法治建设，亟待中兴。半生沉浮的郭公年届五旬，年富力强，时来运转，东山再起，此前，他已经落实政策，从江西干校重新返回北京待命。后经彭真同志亲自批示，并交由王汉斌同志主抓落实，郭公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组组长，自此郭公精神抖擞，脱胎换骨，全心投身崭新的法学领域，开启了法治研究与立法建树的辉煌生涯，他参与起草《民事诉讼法》，修订《地方组织法》，编纂《法治参考资料》，在法理研究与法治推广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历史贡献。郭公除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参与中央立法建设工作之外，郭公还曾经先后长期担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总编审，同时，郭公兼任多所高等院校法学教授。郭公半生沉郁，一朝奋发，以饱满精神，启法治新途，宵衣旰食，殚精竭虑，以法治为国家公器之本，以天下苍生福祉为念，开始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宏伟事业筑基立业，通览古今，进言献策，厥功至伟，功在社稷，最终成为当代中国法治思想理论开宗立派、鼎力革新的法理学奠基人之一。此间二十余年的郭公，蓄力与发轫的过程呕心沥血、夙夜兴寐，立法观念之转变（由法制路线转为法治路线）过程曲折艰辛，仿佛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阻力重重，摸着石头过河，任重而道远。郭公生前曾经对笔者喟然坦言：艰苦卓绝，愚公移山。鉴于祭文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不展开赘述，另待机缘和合的时候再行撰文详述。

    郭公治学，以法为炬，以人为本，为民立言，造福社稷。郭公早年清华学习理工，擅长逻辑推演，知识渊博，融通古今；一旦从事法理学研究，郭公彰显实证考据的调研能力，抽丝剥茧，明理析法，如鱼得水，炉火纯青；郭公精于法理学、宪法学与民法学，识见超拔，思深虑远；尤其是郭公首创法制与法治之比较，在法界首倡“刀制”与“水治”之辨析，厘清“法制”与“法治”之甄别，以“水治”喻人民之治，首倡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竭诚为中国法治建设规划蓝图，推动“法治”入宪，功在社稷，利在千秋；郭公秉性，光明磊落，宽严相济，厚德载物；郭公为学，求真务实，博古通今，经世致用；郭公著述，博大精深，弘法利生，济世苍生；郭公力倡从“刀制”臻于“水治”，明法治之真谛；郭公治学，不尚空言，唯务求实；郭公立论，恪守良知，唯尊真理；郭公常怀悲悯之心，为万民立言，为社稷谏言；郭公秉持书生微言大义，为法治文明呼号半生；郭公主张以法治限公权，以法治彰私权，以法治护民权，阐释法治本义真谛；郭公著述宏富，泽被后世；因为郭公卓越的法治贡献，他被誉为一代法治宗师，与同时代的法学家江平教授、李步云教授并驾齐驱，被业界赞誉为当世德高望重的“法治三老”，为法治之柱石、学界之泰斗、立法之先驱，誉满当代中国法律界，是建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的中流砥柱，为无数后学晚辈所景仰。

    郭公晚年执教杏坛，兼任北京大学、湖南大学等诸校教席，传道授业，奖掖后学，桃李满天下，法理传九州。郭公一生清正自持，淡泊名利，唯以倡导法治昌明、弘扬民权昭彰为念，虽居高位而不骄，虽负盛名而不伐，温厚端方，侠骨仁心，提携后辈，不遗余力，栽培晚生，指点迷津。笔者有缘与郭公相知相交二十余载，与郭公是忘年之交，对于郭公的为人处世与道德文章，感同身受，敬佩之至。而郭公宅心仁厚，古道热肠，经年累月对于笔者的工作多有悉心提携与鼎力扶植之恩惠，不仅多次提供专家建议与学理论证，还多次出席笔者主办或组织的学术研讨公益活动，给予笔者学术上的无私指导与悉心点拨。至今回忆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2009年盛夏的北京，笔者和郭道晖教授共同主持一场高端的法治理论学术研讨会，在本次会议上，郭公详细阐述了关于加强人大立法监督与政府依法行政的法治建设的法理观点，笔者则从司法实务角度剖析了立法与执法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另外，2010年的秋季，我与郭道晖教授、杜光教授（中央党校）一起出席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一场关于法治理论与政策研讨的学术会议，郭公在会议发言中提纲携领，有的放矢，真知灼见，鞭辟入里，令笔者醍醐灌顶，受益匪浅。至于其他单位主办的学术活动，笔者更是多次有与郭公同台研讨的交流与学习机会，他虽然德高望重，但总是为人谦和，平易近人，对待晚辈后进的态度总是十分的谦逊与友善。另外，笔者十多年之前还曾经策划并陪同央媒新闻界的专题记者给郭公做过一期历时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新闻专访节目，采访地点郭公就安排在清华大学北侧的一座静谧酒店的一层咖啡厅，只是因为时间久远，现在笔者已经记不太清这次专栏访谈的具体内容，不过谈论的主要还是人大立法与司法审查方面的法治政策议题与郭公毕生的治学经验，我印象中郭公始终不知疲倦，随和地侃侃而谈，谈话之间，郭公的言辞充满睿智与哲理，时而高亢，振聋发聩，时而低沉，引人沉思，每讲到关键之处，他总是激动的加上手势，以强调重点，表明心迹。听者为之动容。笔者记得最后一次与郭公有学术交集的会议活动是2016年在江平教授家附近的一个高档茶社会所的竹韵书斋举办的一场小范围的学术研讨会，主持人是笔者，出席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大致有：江平教授、郭道晖教授、胡星斗教授，刘仁文教授（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资深刑法学家、郭公的湖南小老乡）、还有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态副教授（笔者的同学），与会的还有我的行政助理李可和文坛挚友袁观富。此外，经年以来，郭公还曾经数次亲笔为笔者及其笔者所在的单位题字墨宝以资奖掖勉励，令余受益良多，现今笔者已经将郭公的墨宝精心装裱，收藏在我毗邻军都山明代古长城遗址的隐居之所品石斋，睹物思人，触景生情，郭公墨宝显得愈发的弥足珍贵。后来，郭公离休的十年后，他与终身伉俪张静娴女士（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建筑系高材生，梁思成的学生，后来张静娴也成为清华教授，参与编撰了《中国建筑简史》等学术专著）夫妇二人从清华大学的家属院搬到了位于昌平的一处环境幽静、设施齐全的养老院定居并生活直至去世，此处地方远离北京市区的喧嚣与繁华，实在是一处难得静谧的世外桃源，郭公最后十年的晚年生活就是在此地度过的。笔者也曾经多次带着来自全国各地政法圈（诸如：秦兵、魏大忠、崔大琪等政法领域同仁）与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诸如：张州伯、陈文斌、袁观富等社会公益友人）来此清幽之地探望郭公，每次见面，郭公都显得很开心，我们与郭公之间无拘无束，开诚布公，天南海北，畅所欲言，聊及古今中外的各种有趣的历史典故与名士逸事，郭公总是兴致盎然，谈笑风生，我们与郭公坐而论道，相谈甚欢，总是被他的诙谐幽默与博闻强记所折服。郭公还经常带我们这些访客参观这座古朴典雅、中西合璧的现代化设施齐全的养老院的健身房、图书室、食堂以及花园。笔者最后一次去养老院看望郭公，大约是在他去世前的三个月，这回是我与家住昌平的魏汝久一起去的养老院，那时候郭公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此前，他的老伴张静娴女士已经因病去世，留下郭公一个人继续住在养老院里生活，好在他乐观豁达，生活尚能自理。后来，他的女儿也从美国请假回国专门陪护郭公，给他带来了几许父女亲情与精神慰藉。最后这次探望郭公，他的女儿也在现场伺立，我们看到面孔清瘦的郭公斜靠在病榻上用依旧充满矍铄的眼神依依不舍地望着我们这两个忘年交朋友，我的心里十分的难过，回想起过去郭公对我的指点与提携，不禁心生酸楚，几乎潸然泪下，同行的魏汝久也颇为感慨。时至今日，回忆起来，往事如烟，历历在目，郭公的音容笑貌与谆谆教诲，如沐春风，犹在耳畔，笔者思之，仍感亲切，甚感惆怅。对于笔者而言，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自古至今，尊师重道，师道尊严，是读书人恪守的古训，郭公与江平、夏家骏、程晓鹤、崔敏、黎煜昌、王启富、应松年、樊崇义、王家福、袁曙宏、杨立新、姜明安、陈兴良、皮艺军、张荆、刘仁文、徐卉、湛中乐、毕玉谦、邱星美、成晓霞等政法界先贤师长，都是笔者终生铭记于心的贵人，他们曾经给予笔者的理念熏陶、专业指导、业界提携与精神加持，都是笔者成长历程之中所收获的弥足珍贵的福报，裨益良多，受益终生，每每回想，感激涕零。对于上述师尊的仁德恩惠与栽培提携，笔者悲心，星水道人，心存感恩，没齿难忘。

    郭公一生，著书立说，硕果累累。他撰写了《民主·法制·法律意识》、《法的时代精神》、《法的时代呼唤》、《法的时代挑战》、《民主、法制、法律意识》、《中国立法制度》、《法理学精义》、《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等著作二十余部，论文二百余篇，共计文字四百万字，阐法理之精奥，明时代之旨归，字字皆关乎国脉昌明，句句尽心系民生福祉。郭公垂范，风行学界，高屋建瓴，学贯古今。笔者纵观郭公鸿篇著述之目录，颇为感慨，深为折服。郭公辨法治之真谛，开法理之先河，立德立言，泽被后世，家国情怀，赤胆丹心，辩法析理，思想深邃，言传身教，启蒙后学。郭公生前所言“老而益坚，不坠上下求索志；桑榆非晚，犹献春蚕未尽丝”，正是其毕生勤奋治学的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郭公毕生，秉持义薄云天之仁义，心怀悲悯众生之情怀，谏言弘道，砥砺法治。令后辈学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

    郭公一生，栉风沐雨，饱经沧桑，筚路蓝缕。他的少年时代颠沛流离，青年时代求学清华，中年时代耕耘校园，壮年时代仕途蹉跎，暮年时代弘法利民，耄耋之年执教杏坛。郭公毕生历经千锤百炼的磨砺而始终不忘尽忠报国的爱国初心，他为人君子，善良正派，博闻强记，厚德载物。后来郭公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从事立法研究与创制工作，虽身居高位，然淡泊名利，心系家国天下人民之民生福祉，情系法治人文理论之仁政创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殚精竭虑，宵衣旰食。二零二六年四月十一日，郭公在京，溘然仙逝，享年九八，学界痛失宗师巨擘，法界顿失指路灯塔。呜呼哀哉，不胜悲戚；郭公道晖，一代法宗；湘楚鸿儒，清华名宿；满腹经纶，傲骨凌霜；弘法立民，秉道直谏；以仁为本，积德行善；高风亮节，风范长存；德业文章，名垂青史；哲人其萎，泰斗陨落；彪炳史册，流芳千古。

    笔者悲心，感念郭公提携晚辈的高义仁德，敬佩郭公倡导法治的文明风范。郭公仙逝，与世长辞，伤感难抑，不胜唏嘘。祭奠当日，余亦从军都山隐庐下山驱车百余里，出席了在北京八宝山举办的郭公追悼会，与会悼念的各界人士包括：郭公的两个女儿及其亲眷家属、亲朋故友、弟子学生、全国人大常委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湖南大学、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杂志社、湖南湘阴的家乡代表等数百人为郭公的灵柩送行，郭公的清华同窗好友朱同学也专程委派家人送来了花圈与挽联。笔者伫立在庄严肃穆的灵堂里，瞻仰目睹郭公遗容，心怀悲恸，三拜九叩，余不禁潸然泪下。缅怀郭公生平事迹，追思郭公仁义功德。惟愿郭公英灵安息，精神永垂不朽。谨撰本文，凭吊郭公道晖先生，高士大德，忘年之交，高山流水，知音难觅，悲心观道，敬颂哀思，呜呼哀哉，伏惟尚飨。后学晚辈星水道人悲心敬撰。

燕山隐士，星水道人，丙午年初夏四月草书，丙午立秋八月修正定稿于京畿燕山军都陉八达岭古长城遗址明代嘉靖驿站品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