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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
发布日期:2014/8/12  浏览次数: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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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回望与前瞻

——历史进程、经验和走向

 

作者:袁绪程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它却影响或改变了许许多多中国人一生的前途和命运;影响或改变了我们这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当我们回首改革开放30年的艰难曲折和伟大成就时,感慨万分。岁月易逝,改革开放的情结难消。回顾和总结过去,是为了展望和更好地走向未来。本文试图与大家一道在那已逝去的历史碎片中寻觅改革开放的轨迹和方向。

一、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

如何看待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可以从多视角多层次来评价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比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效率与公平尤其是效率比30年前大大提高了。从法学角度看,法治在逐渐替代人治,秩序和公正正在建立;从政治学角度看,国民的公民权利比30年前大为增加了等等。正如茅于轼先生所概括的,30年最成功的是财富的增加,人们的自由度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不论如何评价,几乎人人都不会否认相比30年前,社会的物质财富更为丰富了,人们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大大改善了。本文从以下四个层面评价改革开放的成就。

(一) 把古老的中国带进了现代化的快车道

我国的现代化发端于160年前的西方入侵,侵略者带来了近现代工业文明,但救亡压倒一切,革命、战争不断,现代化夭折。1949年建国后本可以认认真真地搞现代化,但革命(阶级斗争)又压倒了生产,现代化的努力几经曲折。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进了现代化的快车道。1978GDP总量仅3624亿元,2007年已达到246619亿元,年均增长9.7%,增长速度极为罕见,中国经济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均GDP2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和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快跑者,如果没有意外,中国还将有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

(二) 把封闭和半封闭的中国带进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

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30年前的我们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建设,沉浸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封闭经济之中。改革开放打开国门,赶上了产业大转移、资本大流动的全球化的浪潮,中国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真有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正是得益于全球化,中国经济才能够超速发展和跨越式进步,中国人民提前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

(三) 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搞封关自守,拒资本主义文明于国门之外,对内搞限制商品经济,结果是封建专制回潮,法制的破坏,人权的践踏,文化的凋敝,经济的混乱。正是30年前的改革开放,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半封闭状态而走向现代文明,正如一度向北的九曲黄河,最终还是向东流入大海,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重新逐步融入世界文明,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明中的核心价值。

(四) 为中国重新崛起提供动力机制和体制保障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但在30年前提供的GDP约占世界的3%,远落后于世界人均水平。这是为什么?是中国人不够聪明不够勤劳吗?都不是,是体制出了问题。落后的体制机制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压抑了亿万人的积极性。改革开放本质上是改制度,改规则,立新规,回归常识,回归人性,回归主流。正是由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我国经济才得以奋起直追,重新崛起,奋起直追,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增长到占7%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加大,据统计,从2005年起,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占14%以上,并逐年提高,仅次于美国而排世界第二位。如果不出意外,我国GDP总量可望在30年后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二、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坐标

如何看待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位置?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

(一)大历史眼光:改革开放是千年变局中的百年变革的延续。当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夹带着鸦片打破了有3000年之久的古老专制中国的大门时,李鸿章惊呼三千年变局开始了。期间虽经多次战争与革命,但我们仍处于中国皇权专制解体的千年变局的百年振荡和变革之中,从那时候起至今已有160年的历史,如果200年算一个周期,30年的改革开放无疑是百年振荡和变革的延续,也就是历史学者黄仁宇称之为200大革命历史进程的延续。在这个千年变局的百年振荡中,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正在走出传统循环的周期律,正在建立一个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转型的继续。20世纪最悲壮的试验是一大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探索。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20多年,我们也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穷过渡的社会主义瞎折腾和巨大挫折,以血的教训唤醒了一代人,催生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乌托邦式的幻想的破灭使中国的发展重新回到世界主流的轨道上来,这就是转型:

一是从指令性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二是从无所不包的、家长式的全能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的有限政府;三是从人治转向法治。这三个层面的转型有快有慢,但其进程远没有结束。

三、改革开放30年的阶段划分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为第二阶段;从胡温新政开始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回归主流,回归人性,回归民主法治,回归市场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放权、分权。从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财政包干的行政分权改革——扩大自主权的国企改革——发展私人经济——建立市场体系等经济改革以及相应政治体制改革可略见一斑。开放的主要特征是建立一系列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打开国门,迎接外资。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所有改革开放的主要思想、理念在80年代都提出过或探讨过。可以说,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启蒙的年代,是为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以及伦理社会主义进行拨乱反正的年代。当然,其理论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不够的,但它鼓舞了整整三代人。从总体上看,当时的双轨制带来的贪污、官倒、寻租等腐败虽已有增长,人们也有不满情绪,但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城乡差距在缩小,地区差距不大,各阶层的收入相应提高且差距不明显。公正地说,从社会生活的质量、安全性、和睦程度以及政治开明看,都是建国以来政通人和的最好时期之一,借用主流经济学的语言,这是帕累托改进时期。

第二阶段的改革开放始于邓小平南巡,止于本世纪初,其主要任务是加快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二是加入以主流文明为基础的WTO,三是彻底结束短缺经济。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更由于缺乏相应其它方面的配套改革,被称为单兵突进短腿的改革不能不遇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甚至曲解和异化,如市场经济的扭曲,收入差距过大,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及恶化,贪污腐化,诚信沦丧等等。

第三阶段的改革开放始于史家所称的胡温新政,至今尚未结束。其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解决或化解在市场化过程中遗留的各种问题,如政府的失灵或权力的错配问题,社会分配的不公问题,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失衡的问题,以及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法治基础和信用基础的缺失问题等等,进而最终确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要措施加快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等等。

四、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评价

30年改革开放究竟走到哪一步?还有多长的改革之路要走?如果改革开放贯穿于现代化的整个进程,那么,与现代化同步的改革开放同样只是走到了中期。一些人认为,改革开放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半截子工程。我个人认为,理解改革的进程需要对改革定义,改革就是体制变革。所谓体制变革,一是社会机体组织及其功能结构变动或再造;二是约束社会组织形态的规则重塑或西方政治经济学称之的制度变迁。从现代社会组织功能看,社会组织形态可分为三个类别:一是从事公益性活动并带有强制性的政府组织(国家组织);二是从事生产性、赢利性活动的市场企业组织;三是自愿从事公益活动的非企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即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三者的组织结构及功能迥异但定位明确,各行其道,共同构成整个社会机体的组织形态。从社会机体组织运行的秩序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的规则制度,像法律法规、契约规章等等;另一类是无形的规则(制度),如道德信用等等。不同形态的组织既受统一的规则(制度)如宪法的约束,又受本组织系统的规则(制度)约束。

中国改革主要是改变国家和社会合一、党政经合一的组织形态及其相应的制度规则,按照不同的功能定位,重建现代的政府组织,企业组织,NGO组织及其相应的规则和制度。政府组织逐渐退出一些公域和本属私域的领域,扩大私权和私域,以利于市场组织和NGO组织的生长。

从社会组织形态上看,一个理想的政府组织(广义的政府即国家组织)应是建立在主权在民基础上的治权(即行政权和立法权)与司法审判权相分立的架构,三权(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应相互制衡;一个理想的市场企业组织应是建立在自由、平等交换基础上的盈利性的经济组织;一个理想的NGO应是建立在公益性(或互益性)基础上非盈利性的自愿、自律的自治组织。从这个角度看,相比较而言,中国市场组织生长最快,改革也最深;政府组织其次,NGO组织生长最慢。这有一点不符合改革的内在逻辑,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应是经济——社会——政治。NGO之所以发育缓慢,可能与对NGO的误解有关,NGO有不同的种类,不能因噎废食或一概而论,我们应当大力提倡发展非政治领域的NGO。因为事实上,NGO缺位已成为社会的短板,解决这个短板,从而替代政府退出的某些社会公共领域和行业领域,应提上改革的日程,否则,改革会事倍功半。

从制度规则看,同样也是市场制度的创立和通行处于领先地位,滞后的是政府制度,更滞后的是NGO制度,由于NGO准入制度和监管规则的混乱,打着公益性招牌的各种赝品NGO随处可见,真正的NGO又无法健康地生长。因此,应当加快社会、政治领域的规则或制度重建,以利于促进市场企业及NGO的健康发展。

五、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启示

(一)坚持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先导,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从本国实际出发,破除旧的教条,正如邓小平当年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农村改革之初,有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特区刚建立时,也有人说,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外,其余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长期被视为洪水猛兽,被斥之为社会主义的异端等等。如果不破除这些旧教条,改革开放也就无从谈起,也无从深化。过去、今天、未来都是如此。

(二)开放带动改革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开放带动的,由于存量不能动,增量只能靠外部引入,值得庆幸的是与前苏联不同,中国有着大量的华人资本,如中国港澳台及东南亚华侨资本可引入,于是有了特区及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开放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规则和制度,进而破除了旧的规则制度。开放使中国走出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了生产要素的组合,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坚持走渐进性改革的道路

从边缘改革开始,逐渐向中心推进;从外部改革做起,逐渐启动内部改革,从局部改革推向全局改革等等,如从农村承包土地改革开始再到城市改革,从沿海地区改革开放起步,然后逐步推向全国等等,使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坚持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的原则

事物往往是新不立则旧不破。必须走替代的路子,改革就是以新代旧,否则就会散了和尚折了庙,又回到再请和尚重盖庙的老路上去。比如,发挥民营企业、民间组织的功能,就能替代政府的某些职能等等,从而促进政府的改革和转型;再如,用法治替代人治等等。

(五) 改革的主体生长先于规则的创立

是游戏规则(创立)优先还是游戏者(主体)生长优先?在大多数领域里,似乎是游戏者的再造(生长)先于游戏规则的创立。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及体制的建立似乎走的是市场主体的再造先于市场规则创建的路子,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先有了许许多多个体工商户——众多的分散的独立的市场主体的出现,才可能有市场经济经济及其规则的创立,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理,中国民主政治规则的创立也必然以社会(主体)的多元化为前提,如果没有多元的非政治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

应当看到,上述经验既是中国式改革开放的优势,但也是问题所在,这正像一个铜币的两面一样,比如沿海先于内地开放会带来地区差别和收入差别的扩大;分步走的渐进改革会使由此而生的既得利益者阻碍新的改革;双轨制的改革会加剧寻租带来的腐败和政府的趋利化;先易后难的渐进改革会将矛盾积累和后移;类似于先上车后补票的主体生长优于规则创立的改革,会使改革缺乏法律法规的支撑而使法治难以推行并带来产权的无序化等等。

六、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势

30年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的体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影响力和被影响力已远超过当初设计者的预想,它涉及到境内的境外的、眼前的未来的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博弈,它的走向也不完全取决于某一个方面的主观愿望,改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我认为,未来的改革可在以下三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产权制度改革上的突破,它包括农村土地制度和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的深化改革,以及地权、资产证券化和衍生化、规范的人力资本市场的创立等等。

二是非政治的NGO组织的培育和有效管理以及相应的社会领域(医疗、卫生、社保等等)的改革的突破,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培育等等。

三是法治上的突破,法治政府的雏形化(首先从基层公共财政做起),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权与政权的适当分离的试点,有限制的放开新闻媒体监督,进一步缩小公共领域和扩大私人领域等等。

但是,上述改革与30年前的一致改革已大相径庭,它触及到方方面面利益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可能有一致性。动力从何而来?这是我们下一步改革所要考虑的。]

 

 (上文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

 

 

 

 

李君如:我们怎样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作者:李君如

 

2007年第五期《全球通》杂志,发了一组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一些历史事件参与者、见证者的访谈,他们是马胜利、王志东、潘石屹、杨百万、水皮、杨建平。杂志的编辑还虚拟了一个名叫王笑强的人物,以他之口回顾讲述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风风雨雨;并且配发了一组经济词典,内容包括恢复高考包产到户个体户投机倒把傻子瓜子”“抢购风深圳速度”“步鑫生官倒雅马哈鱼档承包制待业倒爷股票炒地皮等等。他们用那么多的篇幅来讲改革开放,使我强烈地感受到:民间已经开始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了。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使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当2008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我国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30个年头。新年前夕,胡锦涛主席在新年贺词中,充满激情地说:“2008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我们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纪念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事件呢? 
这使我想起了10年前的纪念活动。那时,我还在中宣部理论局工作,参与了改革开放2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些组织工作,包括理论研讨会和摄制电视理论专题片的组织工作,等等。记得那时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同度相当高,因此纪念活动的主旨是讲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邓小平理论的贡献。 
现在,情况大不相同。这几年,围绕着改革开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当前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在改革的方向和道路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发生了一些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怎样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就成为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党的十七大已经为我们纪念好这一关系到当代中国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要求。 
根据十七大的精神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我们能不能从下面三个方面做一些工作呢? 
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就是要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为基础,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上,阐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里讲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应该从理论、历史、现实相统一的高度,阐述总书记这一论断的科学性,阐明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一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伟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个方面的工作,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联系世情、国情、党情,阐明中国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和方向道路的正确性。我们讲改革开放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并不是说改革开放没有艰巨性,也不是说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作出的每一个举措都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必须看到,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在方向和道路上是完全正确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以斩钉截铁、铿锵有力的语言所强调的: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里既讲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又讲了党领导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在方向和道路上的正确性。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应该摆事实,讲道理,入情入理地阐明这一复杂而又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第三方面的工作,就是要继续解放思想,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我理解党中央决定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不是要唱赞歌甚至盲目地陶醉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上,也不是要为改革开放进行政治的或道义上的辩护,而是要通过纪念活动更好地总结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事实上,也只有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才是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的(十七大对此已经作了全面的论述),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其次要进一步明确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要求,把改革开放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改革创新中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再次要进一步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力求在解决改革开放遇到的深层次矛盾和新问题上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 
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前两个方面的工作是要更好地解决认识问题,在解放思想中进一步统一思想,其目的都是为了做好第三方面的工作,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我赞成以这样一种务实的态度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上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李君如先生的人民网专栏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764/55946/

 

 

弘扬伟大的中华文明之古典精神

 

——中国正在接近于找到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普适价值

 

作者:张星水

 

 

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世人皆知,巍巍五千年之灿烂文明,广袤九百六十万之壮丽山河,辉煌夺目的历史画卷引出无数风云人物竟折腰,从炎黄到尧舜,从孔孟到老庄,从墨子到荀子,从商鞅到韩非,从屈原到荆轲,从司马迁到班固、班超,从蒙恬到卫青、霍去病,从苏武到张骞,从李白、杜甫、白居易到苏轼、陆游、辛弃疾,从王安石、司马光到张居正、梁启超,从秦始皇、汉武帝到唐太宗、宋太祖,从朱元璋、明成祖到康熙、乾隆,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邓小平,伟大历史人物和文化思想先贤简直是不胜枚举。凡是到过中国的外国人,无不为这个被古老文明的丰硕遗迹和现代文明的勃勃生机所浸泡而弥漫着的特殊气息的东方国度折服,伟大的万里长城,雄伟的秦兵马俑,巍峨的故宫角楼,壮丽的明十三陵,庄严的人大会堂,无不散发出中国式东方文明所特有的气魄和品质。中国的历史之悠久、文明之繁衍,人文之荟萃,思想之博大,文化之精深,语言之典雅,信仰之多元,无不深邃地显露出中国的独具匠心、博大精深的伟岸之处,高贵的华夏文明傲立于世界的东方大陆,君临天下,就像一条腾云驾雾的苍龙一样威风莽莽、气势恢宏。

 

公元2008年,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再次迎来了五洲四海的国际友人的造访——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更让世人感受到了中国的能量和激情,金牌世界第一的成绩也绝非浪得虚名,而是货真价实的国家实力的再次显现。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雄才伟略的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年的披荆斩棘和坚忍不拔,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十三亿全体国民达到小康社会生活水平的目标,彻底解决了亿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放眼环顾当今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复兴于太平盛世,中央领导集体英明睿智、高瞻远瞩,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的历史征途上快马加鞭,奋勇向前,中国社会的未来前程似锦,光明无限。一些困难和挫折在巨大的改革成就面前只能算是渺小的几粒尘埃而已,即使沉渣泛起,也只能是沧海一粟,掀不起足够大的狂风巨浪和壮阔波澜来打翻中国这艘乘风破浪的远航巨轮,可以乐观坦诚地讲,国家的长治久安应该是高枕无忧。

 

尤其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古典人文主义精神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之中被发扬光大和复兴传承,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古典精神之要义呢?笔者认为情系天下、心忧社稷、君轻民贵、以人为本、吃苦耐劳、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崇尚俭朴、宽仁友爱、厚德载物、轻薄徭役、仁者爱人、恪尽职责、精忠报国、三纲五常、礼仪廉耻、长幼有序、和衷共济、韬光养晦、大智若愚、法到自然、无为而治就是中国精神的最佳诠释。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华夏这块土地上耕耘劳作、繁衍生息,从炎黄春秋到三皇五帝,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从秦皇统一到楚河汉界,从西汉东汉到三国两晋,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演义,从贞观之治到安史之乱,从五代十国到北宋南宋,从辽金元到大明统一,从满清入关到辛亥革命,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漂流了无数的急流险滩、跨越了无数的惊涛骇浪、跋涉了无数的戈壁荒漠,攀越了无数的悬崖峭壁,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曲折,经历了无数的天灾人祸,经历了无数的民族危亡,经历了无数的国难当头,经历了无数的内忧外患,经历了无数的腥风血雨,经历了无数次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王朝兴衰和政权更迭。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大地,从阶级斗争到和谐社会,从斗资批修到市场经济,从贫下中农到精英治国,从饥寒交迫到丰衣足食,从色调单一到五彩斑斓,从盲目排外到引进外资,从马列毛选到民主法治,从政治挂帅到经济主导,从输出革命到参与维和,从历史虚无到尊孔读经,如今的中国,历经坎坷,终于重新走向了奔向光明希望的康庄大道,可谓生机盎然。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了全世界不争的事实,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列强可以否定这样一个客观存在。中国日新月异地发展和强盛起来,昔日的东亚病夫早已经成为了今日的东方巨龙,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行使着神圣的国际道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出愈来愈重要的大国作用,中国人应该为此感到无尚骄傲与民族自豪,中国的确成熟进步了,在外国势力面前,中国既不奴颜媚骨,也不妄自尊大,而遵循礼尚往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共襄义举的中国式外交风范和友好准则,赢得了世界的好感和赞誉。

 

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扬光大中国的古典哲学之精要,德主刑辅、勤政爱民、知行合一、克己复礼、韬光养晦、卧薪尝胆、戒骄戒躁、循序渐进,适当地借鉴西方社会中一些有实践价值的理论学说,真正做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与交流,真正做到中西合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防止唯我独尊(盲目自大的排外主义者)和全盘西化(天真幼稚的崇洋媚外者)的两个极端,防止左倾思想(因循守旧的专制思想,阶级斗争的死灰复燃),警惕右倾观念(激进主义的休克疗法,急于求成的食洋不化),处事中庸,不走极端,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路,奉行中道仁爱的自由主义,以人为本,广施仁政,在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前提之下,扩大国际间的平等交流与合作活动,这方面俄罗斯的普金应该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当代政治家,他比列宁和斯大林要民主(抛弃了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比勃列日涅夫和切尔年科要开明(施行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要成熟(对自己的国家高度负责,不会天真幼稚地盲从于西方社会的颐指气使),他是一个对国家和民众高度负责的爱国领导者,所以乃至被俄罗斯享有“自由主义之良心”的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所高度认可和赞扬,赢得了大多数俄罗斯民众的真诚拥戴和全力支持。正在世界上和平崛起的中国也需要这样有魄力和胆识的国家领导人。不过,依笔者观察,胡锦涛、温家宝稳健务实、勤政亲民的执政理念和执政作风恰恰体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华,与普金相比毫无逊色,在体恤民生疾苦方面,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为此,倡导和谐社会的胡锦涛、温家宝才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爱戴与拥护,民意支持率居高不下,甚至在人民网、强国论坛等网络上出现了崇拜胡、温的粉丝团——什锦八宝饭。

 

再说到民间社会,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日益蓬勃发展,民间NGO组织与日俱增,民间健康力量参与公共事务和政府治理的条件日渐成熟,以民间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公民群体也日渐增加,运用法律手段依法进行维权活动的公民群体也日渐成熟,一切发展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在一些局部的地区启动基层政治改良的客观条件日趋成熟,县乡镇人大代表的直选活动应该依法有序地逐步进行,对于各级政府的监督机制也应该有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对于国家未来之发展具有独到见地的民间学者应该被吸纳到各级政府的决策层中供职,好为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国家社稷献计献策、贡献才智。民间应该充分地理解政府治理的难处和顾虑,政府也不应该轻视和怠慢民间的智慧结晶。政府和民间应该多加强交流与合作,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官民合作,共同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把握方向和良机,为中国未来依法有序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积蓄资源,培植元气,奠定基石,则于国家与民族的福祉善莫大焉,幸甚之至。

 

审视正在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古典文化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的贵族精神愈发显得重要,没有这种宽仁友爱的人文主义精神,中国未来社会的博弈过程将会变得十分的严峻与诡异,现阶段依旧危机四伏,问题多多,困难重重,挑战不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和冲突频发,还夹杂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国际政治分裂主义势力和极少数居心叵测的国内外极端反华人士,他们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妄图分裂中国的虎狼之心早已昭然若揭。我们的政府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正直爱国进步人士,尤其是心忧社稷的民间公共知识分子,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重用和提拔一部分具有爱国情怀的温和的改良派民间知识分子,孤立一小撮只唯西方价值理论马首是瞻的极端思想分子,打击一小撮推崇暴力革命倾向的极端异议分子,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才能逐步理性地推进中国的民主法制化进程。前方路漫漫兮,吾辈知识分子将上下而求索,切记欲速则不达,激进改革路线只能再次导致专制者的降临(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历历在目、不胜枚举)。但是,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也绝对是保守主义的政治余毒,同样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与防范。所以,与时代合拍的唯一正确之选择就是渐进式的政治改良运动,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努力尝试正在政府和民间依法有序地进行之中,未来之国运可谓方兴未艾、继往开来、不胜期待。正可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社会只要摆脱了历史上王朝更迭、治乱交替的恶性循环,国家命运就应该是无限光明的希望坦途,让我们共同努力之,奋斗之。照此稳健国策的路数渐进式地积累和发展下去,只要咱们自己别乱了步伐、乱了阵脚和方寸,避免因为急于求成而导致像戊戌变法那样的功败垂成的悲剧的再度上演,中央执政者一旦具备了上述政治智慧,则在未来的五十年里,中国将毫无疑问地会逐渐取代经济日渐萧条的美国,而一跃成为全世界之中和平崛起而不武力称霸的第一超级强国,这一天指日可待,对此,我们中国人决不应该妄自菲薄,而应该具备大国国民风范的气度和胆识,意气风发而又韬光养晦,锐意进取而又谨慎务实。正可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诗词意境之当代现实写照。

 

总之,中国走的是一条集儒教、人道、中庸、仁义、宪政、自由、民主、法治于一身的大杂烩式的社会主义之路,并充分发扬中国古典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人文主义精神,进一步弘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爱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勿以善小而不为、毋以恶小而为之”等儒学道德观念,这是中国结合东西方文明智慧成果独立创造出的普适价值,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正基于此,我们才应该自豪地对全世界说,我们中国之所以文明崛起,是因为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和治理模式,它虽然还有待成熟与完善,但是它无疑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制度和上层建筑。所以,我们国家取得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举世瞩目之进步绝非偶然,正可谓映衬出了老子《道德经》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朴素唯物主义之辨证哲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行,即天道使然,非人力也,也可以说是上苍格外垂青和眷顾曾经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使得其得以拨乱反正,复兴腾飞,也可理解为上天佑护我中华之崛起,而不再与我为敌。故此,我们因该具备感恩之心,感念上苍之赐予,福佑中华!两千五百年前的智者老子在其智慧结晶《道德经》中这样描述一个崇高的社会境界: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也不正是当代中国在人类世界之中的真实写照吗?最后,作为理性爱国的自由主义者,我们衷心祝福伟大的中华民族万岁!伟大中国人民万岁!世界和平万岁!人类文明万岁!万里长城永不倒,中华腾飞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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